第18章 王明是如何上台的?又是如何下台的?(6)

王明住进中央医院以后,中央领导人陆续前去探望。对、任弼时等,王明总是表示愿意接受批评,诚心检讨。而对王稼祥、周恩来、博古、张闻天等人,王明则在大吐苦水的同时进行挑拨。他见王稼祥时说:毛这个人太厉害,你过去也反对过他,现在他整我们,你也跑不了的。见周恩来说:现在整风不过刚刚开始,你我错误一样的,一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。见博古说:这次是整你我的,但不用担心,那边(按指莫斯科)的方式我是知道的。见张闻天说:这次主要是整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,尤其是整你的,因为曼努伊斯基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,毛听了这话大发脾气。你的教条比我多,我自己不过是因为太不懂人情世故了,什么话都随便说,等等。特别是对在延安的苏联人,他更是一有机会就要进行煽动和挑拨,打探莫斯科有无进一步指示。

1942年上半年,在清算过去的历史过程中,通过一些重要的档案,特别是王明起草和签发的错误文件,王明在博古中央时期的错误逐渐暴露出来。

在看来:王明反对立三路线夺取中央权力以来还不到九个月,就又恢复了立三路线,可见他反立三路线是假的,不过借着反立三路线之名,行夺取党权之实。至于其思想,完全和李立三一模一样,都是反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野心家。武汉时期的王明,没有阶级立场,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,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等没有表示义愤,其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,不仅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,还是右倾投降主义,是国民党在内的代表。

的上述认识,在取得、任弼时两位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认可和支持后,于1942年下半年开始,对王明的错误开始进行批判。

1943年3月20日,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,决定中央书记处由、、任弼时组成,任中央政治局、中央书记处的主席,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。此后,王明的书记处书记、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被解除,只留下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统战部部长。而统战部又被划归这次会议新成立的组织委员会管理,组织委员会书记是,王明没有入选组织委员。这样,王明实际上只剩下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头衔了。

从1943年9月7日起,中央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,再度讨论历史问题。

会上,坦率地说出他多年来对王明不满的两大原因:第一是他的正确意见长期被压抑,党的工作不断受到不应有的巨大损失;第二是无论在江西,还是在延安,王明到处篡党夺权。时至今日,王明一面养病,一面还在做破坏活动,向一些同志讲怪话,批评中央不对,党仍存在发生破裂的可能。表示:即使在内战时期,错误路线的代表也是王明、博古,张闻天是执行者和发挥者。

博古在会议上明确表态赞同关于抗战初期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,并肯定一条是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,一条是王明为首的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。王明的错误路线经过长江局统治了东南局,影响了华北和边区,是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,完全抹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,完全是叛变无产阶级革命。

陈伯达发言说:王明的心始终都是放在国民党身上,而不是放在身上的,他实际上可以说与是两条心,对是仇恨的,有许多言论。他的理论根本就是叛徒的理论。

康生的发言指责王明的投降主义是有系统的,说他的投降主义在政治上、思想上、组织上有一套与对立的路线,他根本上已经成了买办封建法西斯的代言人。

鉴于政治局会议就王明错误的性质达成了一致的意见,11月29日中央书记处指示李富春找仍在休养中的王明谈话,要求他主动检讨自己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,以供会议讨论。王明看到大势已去,只好让妻子孟庆树代笔,明确表示“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”,并声称“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,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,在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,我愿意做一个的小学生,重新学起,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,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,克服自己的弱点”。

12月下旬,中央政治局就王明错误作出正式决议:王明、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,自四中全会篡党开始,至五中全会达到顶点,使白区损失十分之十,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。此一错误路线虽经遵义会议开始克服,但在1937年12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,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。“王明的投降主义,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内的代表,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,是帮助国民党,瓦解的腐蚀剂。”

1944年2月26日,周恩来就会议中讨论的有关问题与王明进行谈话。王明最初对中央的上述决议表示不满和疑问,但很快就表示“完全同意和拥护”。

就王明而言,通过延安整风,教条主义思想被批判了,一系列的职务没有了。相对抗战之初作为“神仙”(共产国际代言人)威风凛凛地从“昆仑山”(莫斯科)归国,中央齐聚机场欢笑迎接,随后与并列一较雄长,那是天壤之别,从台上到台下了。

延安整风结束后,紧接着,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,七大在延安召开。根据“惩前毖后,治病救人”的方针,在的说服下,代表们仍然把王明选举为中央委员,但在44名中央委员中排名倒数第二位,列在博古之前。七大开幕不久,王明就离开会场而去,出席时间不足15分钟。

七大后,中央分配王明做政策研究、起草法律和参加土地改革等工作。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期间,王明作为中央委员出席会议并两次发言大加颂扬。会上,希望王明彻底改正错误,以新的姿态迎接新中国的诞生。为此,会议决定让王明对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所犯错误写一个声明书。王明在会上表示接受这一决定,但一直迟迟不写。

从七大到七届二中全会,王明一直身体不好,工作断断续续。所以,王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中自我解嘲地说:“七大以后,做工作的时间与害病的时间差不多,工作除土改外,都是关着门,在家里搞教条。”幽默中透着无奈,无奈中还有些不满。

十一、晚年王明,终老异乡

新中国成立后,王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委员。这一时期,王明和法制委员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《婚姻法》,这部婚姻法一直沿用到1980年。

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期间,会议专门讨论了王明问题,通过了《关于王明问题的决定》,再次要求王明就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写一份声明书给中央政治局。

党中央一再要求王明写一份声明书,实际上是要王明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,以便继续使用,发挥王明的作用。但王明死活就是不写。

这次中央以文件形式督促王明,王明拖不过去,遂给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,声称因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自己的文献太多,作出检讨和写声明书,需要相当久的时间。接到王明的信,立即在信上批示,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协助王明查找有关文献,王明必须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写好声明书,并送交政治局。

王明接到杨尚昆转来的批示,没有作任何表态,但在9月上旬突然要求去苏联治病。虽然王明没有交出声明书,但王明确实有病,因而中央批准了王明的要求。10月25日王明赴苏治病,三年后,即1953年12月,王明归国。但不足四个月,王明旧病复发,再次住进医院。此次一病连年,肝炎、胆囊炎和心脏病连续发作。1955年10月初,王明再次向党中央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。鉴于王明的实际病情,中央再次批准了王明的请求。于是,1956年1月底,王明第二次赴苏治病。此一去,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
八大召开前,曾经通知在苏联治病的王明,如果身体状况允许,可以回国参加八大。但王明回复说身体状况依然不好,不能归国参加八大。八大期间,经过提议,王明再次当选中央委员,不过名次从倒数第二退到了倒数第一。

王明是作为中央委员去苏联治病的,而且王明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,与苏联有关方面很熟。苏联政府对王明给予了精心治疗和周到照顾。所以,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,身体逐渐康复。但他回复国内,总是强调自己身体还是不行,就是不愿归国。

1957年访问苏联期间,特派随团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等人去看望王明。王明见到国内来客,分外高兴,嗖地一下站起来迎接,左顾右盼,谈笑风生。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,但也说明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。但谈到是否归国工作时,他表示已不愿再回国了。

党和政府在政治上对王明要求严格,多次要求他写书面检讨和声明书,虽然王明反复推托不写,但在生活上,党和政府却是细心照顾的。王明去苏联养病,每月照常发全额工资,要药品、要物、要人,都给予满足,及时送过去。“文革”中,一直负责给他寄钱物的国内秘书田书元被撤职,甚至有人批判他“里通外国”。这样,从1966年下半年起,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和物品。

红卫兵运动开始后,王明当然受到批判。几十万字的《王明反革命言论集》也编印成册,广泛传播,“打倒机会主义头子、苏修代理人、大叛徒王明”的口号也开始出现。王明若在国内,遭受批斗和皮肉之苦肯定是跑不了的,能否渡过死劫,也未可知。

“文革”之前,虽然中苏关系破裂,但王明并未对中国和进行公开攻击。“文革”爆发后,王明开始连续发表一系列攻击中国和反对、思想的文章,其中影响较大的有《进行的不是“**”而是反革命政变》、《论中国事件》、《“文化革命”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》、《“孤僧”的命运和的十大》、《五十年》等。与此同时,王明还就延安整风写出《“整风运动”是“文化革命”的预演》一文,为自己的历史错误翻案。

1974年3月27日,王明在写完《五十年》后的第四天,病逝莫斯科,终年70岁。王明逝世后,苏联有关方面把他安葬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圣母公墓。1983年9月5日,王明妻子孟庆树也病逝莫斯科,被安葬在新圣母公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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