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9章 瞿秋白与《多余的话》风波(1)

一、从一介书生到领袖

1899年1月29日,瞿秋白生于江苏省常州府城内东南角的青果巷(今82号)。1917年秋,18岁的瞿秋白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。五四运动爆发后,瞿秋白被选为专修馆学生总代表,参加了北京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,成为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。

1920年初,瞿秋白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。同年秋,应北京《晨报》聘请,以记者身份赴苏俄实地采访,想“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”。在苏俄两年时间里,瞿秋白作了大量考察、采访和写作,先后撰写了《人间化》、《苏维埃俄罗斯经济问题》等数十篇通讯和《俄乡纪程》、《赤都心史》等著作,以自己的亲见亲闻,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,告诉中国人民,十月革命是“20世纪历史事业之第一步”,莫斯科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“心海中的灯塔。”1921年5月,在莫斯科,经张太雷介绍,瞿秋白加入联共(布)党组织。

1921年7月在苏联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,23岁的瞿秋白对列宁进行了简短采访,成为中国记者采访列宁和介绍列宁直观印象的第一人。

1922年2月,瞿秋白转为中国党员。这时,他还担任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国班教员,成为在中国班学习的、罗亦农、任弼时、萧劲光等人的老师。

1922年底,陈独秀代表中国到莫斯科,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。1923年1月陈独秀回国,邀请瞿秋白回国工作,于是瞿随同陈独秀回到北京,随后担任中央机关刊物《新青年》、《前锋》主编和《向导》编辑。同年6月,瞿秋白出席党的三大,参加起草党纲草案。7月,他和于右任、邓中夏等一起筹办上海大学,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。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,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。博古(秦邦宪)就是于1925年9月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,瞿秋白与恽代英等亲自给博古他们讲授过马列主义理论课。当年11月,博古被批准加入中国。

1924年1月,瞿秋白和李大钊、、李立三等一起出席国民党一大,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,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,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,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,做了大量工作。1925年1月,在党的四大当选为中央委员、中央局委员,参与领导了“五卅”反帝爱国运动。后来,在党的五大、六大,他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,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。

1927年7月12日,陈独秀被停职,由张国焘临时主持中央工作。8月7日,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“八七”会议,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,主持中央工作。自此,瞿秋白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国最高领导人。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间(1927年7月-1928年5月),发生了南昌起义、广州起义、秋收起义等党史上的重大事件。瞿秋白的领导方式与强势作风的陈独秀不同,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,对组织和军事完全放权。

1928年5月中旬,瞿秋白秘密抵达莫斯科。6月,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六大。六大之后,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,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,在国内直接领导的是李立三和向忠发。

1930年7月,瞿秋白携妻子杨之华离开苏联回国,8月中旬回到上海,主要任务是在9月底召开六届三中全会,批判立三路线。但由于瞿秋白“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”,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,于是在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,以王明为首的中央,不仅撤销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职务,也撤销了瞿秋白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。此后瞿秋白留在上海养病,治疗肺结核,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,与茅盾、鲁迅多有来往。

1934年1月,由于无法继续留在上海养病,瞿秋白离开上海,于2月5日抵达瑞金。不久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、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、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,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兼苏维埃大学校长,兼管教育部所管的艺术局,还领导《红色中华》报和红色中华通讯社的工作。

二、受命留守,不幸被俘

1934年10月,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,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,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也随军撤走,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留守中央苏区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央江西分局,政府最高机构为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,军事上则设立了留守部队的军事委员会。这三个机构的负责人是项英、陈毅等。瞿秋白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,兼后方办事处人民教育委员。

中央主力红军撤走以后,国民党大军向以赣南、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“全面清剿”,于都、兴国、瑞金、长汀相继失陷,血腥的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央苏区。

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,瞿秋白的肺病更严重了。1935年初,中央分局决定撤销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,同时决定送瞿秋白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。

1935年2月11日,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动身,同行的有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、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、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和中央财政部副部长邓子恢(时年39岁),以及项英的怀孕六个月的小脚妻子张亮。2月17日,瞿秋白一行到达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(当时属会昌县),临时又加入了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员、兼内务人民委员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。

在汤屋,瞿秋白一行碰到了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。万永诚让瞿秋白等人扮成被俘的红军,由穿上国民党军服的军区特务连一个排,“押送”着走出了敌人的封锁线。随后,瞿秋白一行,化装成香菇商客和眷属,继续转移。瞿秋白身体虚弱,何叔衡年纪很大(时年60岁),张亮怀有身孕且又是小脚,山路崎岖,又多是夜间行军。大家都吃了很多苦,瞿秋白的身体也越来越差。

经过大约四天的昼伏夜行,2月24日拂晓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附近。大家走累了,饥肠辘辘,就在这里休息吃饭,准备下午再走。炊烟引起了当地地主“义勇队”的察觉,并将情报报告给了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团第二大队,敌人从三面包围过来。

邓子恢组织大家突围,激战一个时辰没有突围出去。敌人越来越近,何叔衡见无法突围,对邓子恢说:“子恢同志,我革命到底了!”边说边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。邓子恢急忙说:“你千万不能这样!”冲上去夺他的手枪。可是,何叔衡手里的枪已经击发,人从悬崖上滚落下去。这时敌人又用机枪扫射,何叔衡身中数弹。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,敌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和传令兵熊辉,在稻田中发现了身受重伤的何叔衡,并从他身上搜出了港币500元。曾起、熊辉抢到了这笔港钞,走了几步,又转了回去,举枪把何叔衡杀害。

在边阻击边突围过程中,瞿秋白经过连续不断地奔跑,已经筋疲力尽。据邓子恢生前回忆:我又去叫瞿秋白赶快向外突围。这时瞿秋白身患重病,躺在担架上。瞿秋白说:“我病到这个样,实在走不动了,你快点走吧!”我三番五次地叫他走,他就是不走。我拉他走,他还是不走。他说:“你快点走吧,我在这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。”(这个地方是很茂密的树丛)无奈,我冲出重围到山下河边,见到有几位战士也冲出来,其中持机枪的战士也冲出来,我就把仅剩下的几个战士集中起来,用机枪阻击追敌,边打边走,离开了长汀,向闽西退去。

邓子恢突出重围后,跑散的周月林发现瞿秋白落在一个山洼里,正坐在乱草丛中大口大口地喘气。周月林扶起瞿秋白,又发现躺在荒草中的张亮。于是他们三人穿过一片桦树林,潜入了茂密的草丛里。瞿秋白因为虚弱无力,立脚不稳,正巧撞在身旁的小树上。树枝乱晃,由此惊动了敌人,三人不幸被俘。

三、叛徒指认,不幸暴露

瞿秋白被地主武装义勇队捕俘后已经是中午过后,因身体实在虚弱,走一会儿就得歇一会儿。匪兵用枪毙来威吓他,厉声说:“不走就地枪毙!”瞿秋白置之不理。

在被捕前,瞿秋白要求周月林咬定自己叫陈秀英,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;让张亮改名周莲玉,佯装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;而他自己则叫林祺祥,原系上海大学学生,后至同济大学学医,因为有病去上杭疗养,途中被红军抓去。

瞿秋白三人被押到上杭。在审问中,瞿秋白说自己名叫林琪祥,现年36岁,江苏人,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,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,又入医学校学医半年。1932年因病游历福建漳州,适因红军打进漳州,将其俘虏送往瑞金,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、医助、文书及文化教员。红军主力长征后,他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、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。1935年1月携款逃离瑞金,但走到上杭露潭地区又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,当夜由保卫局人员看押,准备天明再走,不意被国民党军队发现俘虏。

敌人见瞿秋白等人携有港钞、黄金,护送人员多数携带驳壳枪,判断“林琪祥”可能是的“要人”,遂用酷刑逼供,瞿秋白坚贞不屈,得到的回答依然如前所供。

3月9日,瞿秋白按照上述编造的身份在狱中写了一个“笔供”。敌人遂令瞿秋白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索取证明,或在当地寻觅铺保,证实确与向无关系,即可予以开释。瞿秋白当即以林琪祥名义给在上海的鲁迅、周建人和妻子杨之华写了信。

周月林是浙江省宁波人,28岁,被俘后咬定自己叫陈秀英,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。周月林身材适中,性情温柔,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。抓捕他们的保安十四团二营营长李玉,从周月林被俘伊始,就打她的主意。到上杭第三天,李玉以其妻即将生产,要被俘的女护士陈秀英(即周月林)到家中服侍其妻为理由,将周月林接回家中当了“保姆”。张亮是四川省罗山县人,30岁,她怀有身孕,不久也由上杭县城一家糖果店的老板保出,纳为姨太太。

4月间,在上海的周建人、杨之华、鲁迅收到瞿秋白的信。信中大意谓:狱中到夜间很冷,食物极少,衣服单薄,天天挨饿受冻;听监狱的人说,如果有殷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作保,是可以释放的。

上海党组织收到此信后,立即取得了一个旅馆老板的铺保证明,准备开设一家新铺,把瞿秋白保出后再关闭。

鲁迅接到瞿秋白信后,交给杨之华50元钱。杨之华亲手为瞿秋白做了两条裤子,连同这50元钱一起由邮局寄出。

与此同时,杨之华托人秘密租了一处房屋,准备瞿秋白保释回沪秘密居住。

岂料,几天后,报纸上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,国民党知道了林琪祥就是他们长期重金悬赏缉拿的“共党首领”瞿秋白!

国民党发现“林琪祥”即是共党首要人物瞿秋白后,立即又把张亮、周月林抓回上杭监狱。敌人认为她们二人与瞿秋白同行,也非一般人,遂对重新收监的张、周二人加以严审。最后,上杭国民党当局以“共匪坚定分子”的罪名,对张亮、周月林各判处10年徒刑,并转押送龙岩监狱。1938年5月的一天,周月林突然得到通知,有人保释她和张亮出狱。原来,周月林丈夫的故人陈士明,时在闽西龙岩国民党党部担任要职。他利用国共业已合作、保释人方便得多的有利时机,疏通关系,将周月林、张亮两人保释出狱,并资助她俩离开闽南。出狱的周月林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党组织,可是过去的老关系早已中断,茫茫人海中无法寻觅,迫于生计,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。张亮则历尽千难万苦,辗转寻找丈夫项英。

四、出卖瞿秋白者何人?

瞿秋白被捕后的头两个月,并没有暴露身份,后来是谁出卖了他?当时与瞿秋白一同突围的4个人,何叔衡当场牺牲,邓子恢突出敌人包围后,很快找到了游击队,两人都不存在嫌疑。只有张亮与周月林这两位女同志,她们与瞿秋白一道被俘,一起关押。两个多月后,瞿秋白的身份被敌人知悉,屡次劝降不成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。而张亮与周月林在关押三年后被释放。所以,当时许多人由此断定瞿秋白是被这两个女人出卖的。

不但一般人认为,就是张亮的丈夫项英,也这样认定。1938年5月,被保释出狱的张亮,经过一番艰难跋涉,辗转来到皖南泾县的新四军军部,找到了时任中央东南分局书记、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。面对分别三年多的妻子,项英语气严厉地问:“你说,瞿秋白同志是怎样死的?是不是你和那个周月林干的?”张亮情急之下有些结巴地回道:“怎、怎么可能?我、我……”怒气填胸的项英,看见张亮紧张失措的模样,心头的疑惑似乎得到证实,拔出手枪推弹上膛,将满身行尘的张亮击倒在地。项英杀妻一事,当时并未受到追究。张亮就这么死在丈夫的枪口下,当时背着“可耻叛徒”的黑锅沉冤辞世。关于此事,另有一说,即张亮并没有找到项英,也无项英枪杀张亮一事。真相如何,仍需考证。

瞿秋白1935年6月被国民党杀害后一直被视为烈士。1955年6月18日,瞿秋白的遗骸从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冈取出,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。瞿秋白夫人杨之华,向中央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叛徒。有关部门很快成立了专案小组。因为张亮1938年在皖南被项英击毙,专案小组把目光对准周月林。1955年8月24日,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级命令,迅速将周月林逮捕,转送到北京。被关押了10年后,1965年12月,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刑事判决,以“出卖党的领导人”的罪名,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。鉴于“罪行重大”,周月林刑满后继续被关押在狱。20多年的服刑生涯,并没有使周月林精神崩溃,她提出了无数次申诉,但全部石沉大海。

1964年,因《多余的话》,瞿秋白被污为“自首叛变”。“文革”期间,瞿秋白家族遭受刨棺灭坟的政治迫害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瞿秋白的亲人给中央写信,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。中央在复查瞿秋白案过程中,在国民党当年的一张报纸上,发现了“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,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”的报道。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,形成了有力证据,推翻了原来的“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”之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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